《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早期传播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就推出了五本《资本论》经典诠释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论解说》《马克斯经济学原理》《通俗资本论》。考察这五本经典读本在中国的出版和早期传播情况可以看出，作为“早期传播”的文化载体、物质载体，《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树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帜，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经典诠释本；中国；早期传播
高 静，田子渝
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梳理百年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早期传播已有百年历史。《资本论》被恩格斯赞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它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成熟。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被介绍时，《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便并肩出现。1899年2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文章《大同学》，提及“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3］，强调了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1903年出版的 “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4］的《近世社会主义》，称《共产党宣言》“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5］13，肯定经典巨著《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5］16。1905年11月，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或摘录《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或论述《资本论》重要价值：“而其学理上之议论，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6］
学界将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1919年初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端，由此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五”“六”“七”传播了《宣言》的内容，“八”“九”“十”传播了《资本论》的内容。此阶段正是《资本论》传播的灿烂晨曦，集中出版了五本经典诠释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论解说》《马克斯经济学原理》《通俗资本论》。
一
《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的早期出版
《资本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显著特点，就是没有翻译出版原始文本，而是出版的诠释本。第一本《资本论》诠释文本几乎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本同时出版，是中共早期组织有计划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党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决定出版《共产党宣言》和《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前者于1920年8月出版，后者于同年9月面世。到1927年的7年内，出版界陆续推出了五本《资本论》经典诠释本。
1.《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作者是美国社会主义者玛丽·伊·马尔西。该书是《资本论》第一本通俗经典诠释本，深受欢迎，先后翻译成法、意、希腊、芬兰等多国语言版本，销量高达200多万册，是《资本论》诠释的经典读本之一。
1919年，日本远藤无水将此书以《经济漫谈》为名翻译并出版。这本由日本社会主义学者重新命名的日译本《通俗马克斯资本论》引起李汉俊高度重视。李汉俊被称为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从日本学成归来后，他相继担任了《星期评论》《新青年》等刊物编辑。1920年6月，他和陈独秀等创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决定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在李汉俊、陈独秀的安排下，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次月即9月便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马克思花了数十年写作的《资本论》，主要是从理论上深刻地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揭露它的剥削本质以及必然灭亡的命运，涉及了大量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概念，“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钝的人所能了解”［7］1，必须进行通俗化。马尔西的《经济漫谈》在当时《资本论》诠释本中，是最“平易”和“得要领”的通俗读本，对于知识贫乏的中国更是需要，于是李汉俊将其译成中文。他 “考其内容，审其作用”［7］2，将书名改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为了让知识贫乏的中国读者（主要是劳动者）能够领悟其精华，李汉俊又在马尔西解释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作进一步的通俗解释，使《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更加通俗易懂，广受欢迎。李大钊、陈独秀均力荐此书。《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成为中共北京、武汉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仅7个月内，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就售出了200本之多，位居书籍销售榜首,先后又由党的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国光书店、上海书店、长江书店一再发行，成为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之一。
2.《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诠释《资本论》的书不断涌现。在众多的诠释本中，1887年出版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是《资本论》诠释本公认的经典，较为真实、生动、通俗地对《资本论》进行诠释，对剩余价值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解读，得到过恩格斯首肯。
1919年5月，日本社会主义学者高畠素之将《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德文版第13版（1910年版）译为日文，以《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为书名，由日本卖文社出版社出版，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1.3万本很快售罄。日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引起中国思想舆论界高度重视，1919年6月—11月，在北京《晨报》上以《马氏资本论释义》的标题连载，译者为“渊泉”（经中外学者考证，此系陈溥贤的笔名）。1920年9月，陈溥贤对此加以修订，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全译本。
陈译本是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的第一本中译本，是五四时期进步团体“共学社”的《马克思研究丛书》之一。译者本着“宁以意害辞，不以辞害意”［8］3的宗旨，忠实于原日文文本，同时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与语言习惯进行了适当改编，简要概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力求各章节浅显明了，相关核心问题通俗易懂。陈译本出版后，大受欢迎，对《资本论》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起到积极作用。
3.《资本论解说》。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的第二个中译本。《资本论解说》部分章节最初在《建设》第1卷第4期到第3卷第1期（1919年8月至1920年12月）上与读者见面，后因《建设》停刊，余下译文被迫停止发表。1927年10月，由戴季陶等人合作翻译的《资本论解说》问世，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戴译本与陈译本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戴译本是集体翻译，由戴季陶领衔，翻译者朱执信、李汉俊、胡汉民。陈译本是一个人翻译，能力有限。戴译本的译者都有很好的日文修养，李汉俊、戴季陶的日文水平很高，连与之接触过的日本学者都感到自己的日文不如他们。戴季陶在《资本论解说》中将写作分工交待清楚，通过高效分工和默契配合，译文质量得以保证。“一本小小的书，经过了整七年的工夫，四个人的努力，然后才完成了，真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奇迹。”［9］1
其次，陈译本的底本是日文，而戴译本是在日文本的基础上，还参考了德文本，胡汉民根据考茨基的德文版第19版（1920年）对《资本论解说》加以补译。从翻译质量来看，戴译本的翻译水平要高于陈译本，但当时的影响远不如陈译本。值得关注的是，经历2008年全球的金融风暴后，《资本论》又回到了理论界的前台。2012年、2014年、2015年、2019年我国九州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相继推出四版戴译本。
最后，陈译本与戴译本的翻译目的不同。陈译本指出，《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的巨著，对于没有经济学知识的人，很不容易读懂，翻译此书是因为考茨基的诠释本通俗地诠释了《资本论》经典，使读者“再去读《资本论》不至感觉难解，也不至发生误会，或者读了这本书的人，就不再读《资本论》，也可以了解《资本论》里头所说的是甚么东西”［8］1。陈氏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学术性地普及文化。戴译本的主持者，虽然一度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目的亦很清楚。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受到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元素，孙氏自诩自己是社会主义家，所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戴季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来附会三民主义，他主持翻译《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目的是陪衬、诠释孙氏的三民主义：“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马克斯的政治理论，而经济政策和政治的纲领，都非中山先生的主张不可，这是过去一切革命经验告诉我们的。我相信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的意义，在历史上的伟大，不亚于马克斯的《资本论》。”［9］1
4.《马克斯经济学原理》。作者为格哈德·欧内斯特·乌恩特曼。1923年，周佛海翻译了《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并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于出版目的及基本内容，乌恩特曼在“前言”中交待得十分清楚。《资本论》无疑成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标准教科书”［10］3。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简单的细胞——商品开始，一直到竞争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运作，一步步发展了他的理论”［10］4。乌恩特曼用自己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结论，便于读者简捷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10］5。
《马克斯经济学原理》是“Marxist Economics”的第一个中译本，译者周佛海将乌恩特曼的“前言”删掉，写了“译者缀语”，说明《马克斯经济学原理》的重要价值。其一，该书与已经出版的《资本论》诠释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诠释本解读的是《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则是对包括《资本论》三卷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进行全面诠释的读本。其二，该书篇幅不大，通俗易懂，读者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轻松读毕《资本论》的精华。正是因为它具有以上两个价值，故成为诠释《资本论》的经典之一。
5.《通俗资本论》。本书作者为博洽德，即朱利安·博尔夏特。为了解决普通人学习《资本论》过程中遇到的篇幅过大、语法难解、模型难懂等困难，他编撰了《通俗资本论》。与上述四本《资本论》经典诠释本不同的是，博洽德在写作《通俗资本论》一书时最大程度地忠实于《资本论》原文，仅有不足百分之十的内容是出自博洽德手笔。他以起承转合的写作手法将马克思晦涩难懂的文字通俗化，既完整展现了《资本论》三卷经典要点，又实现了通俗化的目标。《通俗资本论》的底本是1922年第四版德文本，共有24章，涵盖了《资本论》三卷的主要内容，全面介绍了《资本论》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它既忠于《资本论》原著，又在保留其核心观点和内容的基础上，合理调整逻辑结构和内容编排，使内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通俗资本论》的翻译者李季是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成员，曾留学德国，精通德文。李季翻译此书有其历史使命担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除了被反动军阀政府打压外，还遭到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精英的攻击与歪曲，如胡适等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半生不熟，生吞活剥”。“我们要对付这一批‘学者’，用不着疲精费神，枝枝节节去反驳他们，我们只要很忠实地将马克思的学说尽量介绍过来，他们自然而然不敢再信口开河了”［11］6，办法就是“要尽量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应当把他的一切著作翻译过来，犹当首先翻译他的《资本论》”［11］6。为此，李季编写了《通俗资本论》，并高度肯定该书在《资本论》相关读本中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民族解放的精神之魂，《通俗资本论》是诠释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它“既为民众所能读的书，则民众万不可不读”［11］12。
二
《资本论》经典诠释本早期中译本出版的意义
中国第一代传播者们敏锐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五本《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先于《资本论》著作全译本在中国传播，使身处艰苦卓绝之境的中国人民尽早地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并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中译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所谓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传世之作。以上五本关于《资本论》的读本无疑可以称为《资本论》诠释的经典著作。当代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宣言》不是最早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最早翻译的经典是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众所周知，应《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约请，陈望道于1920年初翻译了马克思经典《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原计划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但陈到上海后该杂志停刊。因此，他于6月28日将全译本交给陈独秀，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正当《共产党宣言》尚在酝酿翻译时，陈溥贤根据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翻译的中译文已经见诸报端。1919年6月2日开始，北京《晨报》发表了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直到11月11日。此时，戴季陶等也投入同一本书的翻译，于1919年8月在《建设》第1卷开始刊登，直到1920年1月。现有资料足以说明，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的全译本翻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就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初衷，与《资本论》有密切的关系。1921年9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披露：“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12］
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出最初翻译出版的细节，准确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翻译史的历史进程，对我们研究《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很有必要。从时间维度看，《资本论》诠释本、《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译本同时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初，中国第一代传播者就很正确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精粹，给中国革命提供了真理之光。
2.向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合乎近代中国救亡运动逻辑的结果。当时，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将救亡的目光聚焦西方，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几乎西方所有的“先进”思想和政治制度都被中国模仿过，但均以失败告终。值此时局动荡、中西思想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3］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
要救国，首先要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才能改造世界与中国。《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闪烁着真理之光，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指出，经济现象是马克思观察社会的最核心部分，“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6］。《资本论》集中彰显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陈独秀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科学的经济上面，与建立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就是“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14］。
《资本论》用唯物史观详细解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用《资本论》的经济观来分析世界，分析中国社会，正确地认识到中国虽然还十分落后，但它决不在世界之外，“向资本主义的路上走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是顺而必胜之道”［15］。李汉俊翻译了《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振聋发聩地说，马克思提供了科学地改造世界的理论，“实在是天赐之幸”［16］。陈独秀强调：“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讲社会主义之动机。”［17］这样，在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救亡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掀开了新篇章。
3.树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帜。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宗旨所决定的，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解放的学说，它的受众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因此，大众化是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和理论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所有诠释本均说明，《资本论》理论十分丰富和复杂，没有一定经济学的知识很难看懂，必须作普及与解释。中国的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是迫切。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从《资本论》的诠释本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方法。《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已经很平易，但李汉俊觉得还不够，又对其中抽象的、读者难以理解的内容，“略略加了点注解”［7］2。第一代共产党人运用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劳动大众受资本家、大地主剥削的事例，向劳动大众灌输，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投入到劳动大众的解放斗争中。到1920年8月创办的《劳动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李汉俊用平实无华的语言写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18］
4.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之所以翻译出版《资本论》诠释本，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李大钊是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6］，必须环绕着我国的“实境”［6］。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都强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党的理论刊物《先驱》指出，其使命就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新青年》季刊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20］。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初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尝试，就是从运用剩余价值启发中国工人觉悟开始的，到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形成了结合的初潮。《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开辟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专刊，劳动者群众集会相继在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举行。陈独秀等首先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与语言谈中国劳动大众的问题。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上“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1］。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21］。所谓“管理权”就是劳动者要夺得政权。他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复东蓀先生底信》《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用中国工厂、商场的实际情况，解释商品、资本、工资、劳动价值等，说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来源于剩余价值，“而资本阶级必然奔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格斯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的也就是剩余价值”［17］。《共产党》创刊号指出“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22］，因此，要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2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3］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世纪疫情与世界百年变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回眸《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深刻认识到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意义。换言之，这些经典诠释本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源头之一。《资本论》经典诠释本致力于大众化、普及化的传播，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幕，时下仍是我们坚持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积极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3］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50.
［4］ 姜义华.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N］.文汇报，1982-07-26.
［5］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第2编［M］.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
［6］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357.
［7］ 马尔西.马格斯资本论入门［M］.李汉俊，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1.
［8］ 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M］.陈溥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9］ 考茨基.资本论解说［M］.戴季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0］ 乌恩特曼.《资本论》普及简读本［M］.吕博,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1］ 博洽德.通俗资本论［M］.李季，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社，1926.
［12］ 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09-30.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14］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J］.新青年，1922（9）.
［15］ 李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01-01.
［16］ 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06-06.
［17］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1921（9）.
［18］ 李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J］.劳动界，1920（1）.
［19］ 刘静仁.发刊词［J］.先驱，1922（1）.
［20］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J］.新青年季刊，1923（1）.
［21］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J］.新青年，1920（7）.
［22］ 《共产党》月刊短言［J］.共产党，1920（1）.
［2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责任编辑 吴海伦)